編者按

　　將于2021年6月1日生效的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將“署名推定作者規(guī)則”調整為“署名推定權利人規(guī)則”，并對作品登記做了規(guī)定。本文作者認為，在確定著作權歸屬上，署名推定權利人相較于作品登記具有優(yōu)先效力。

　　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將于2021年6月1日起施行，這是我國著作權法自1990年頒布以來的第三次修訂。新修改的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在關于署名推定規(guī)則的表述上做了調整，第二款首次從法律層面對作品登記作出規(guī)定，對于這兩款如何理解與適用，有必要加以分析。

　　署名推定規(guī)則的理解

　　現行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四款規(guī)定“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學理上稱之為“署名推定規(guī)則”，現行著作權法確立的“署名推定規(guī)則”產生的法律效果是推定誰是作者，即“署名推定作者”。新修改的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guī)定：“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為作者，且該作品上存在相應權利，但有相反證明的除外。”相比于現行著作權法，該條款中增加了“且該作品上存在相應權利”這一表述，這里的“相應權利”應理解為著作權。如果不理解為著作權，而是作者的相應權利，那么這個條款中增加這一句其實就沒什么意義了。因為按照現行著作權法的規(guī)定，署名推定為作者，當然就應享有作者的相應權利了，即使法條上不作出明確規(guī)定，也是應有之義。對于“且該作品上存在相應權利”應如何理解存在不同解讀。第一種解讀是，這是對“作者身份推定”增加的條件，即只有在作品上署名且該作品上存在相應的權利才能推定作者身份。第二種解讀是，作品上的署名既可以推定作者身份，也可以推定權利歸屬。

　　第一種解讀將“署名”和“該作品上存在相應權利”作為推定作者身份的并列條件既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雖然著作權一般由作者原始享有，但也存在若干例外情形，如根據著作權法的規(guī)定，特殊職務作品、視聽作品、委托作品等情形下或者在著作財產權發(fā)生轉讓時，作者就不享有除署名權之外的著作權，因此正常的邏輯應是只有推定為作者才有可能享有作品的原始著作權，而不是由于存在著作權來推定作者身份，故第一種解讀不可取。第二種解讀相對合理，通過作品上的署名推定作者身份后同時推定其在該作品上存在相應權利，即“署名推定權利人”。需要明確的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署名指的是“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并非包括所有在作品上的署名。因此在適用署名推定規(guī)則時，首先應識別作品上的署名是否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署名，只有在作品上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才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署名從而適用“署名推定權利人”規(guī)則。

　　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將“署名推定作者”調整為“署名推定權利人”之后，通過作品上的署名直接確定著作權人，有利于降低使用人的搜尋確認成本，促進著作權交易的高效便捷，也有利于減輕權利人在訴訟中的舉證責任，便于權利人維權。在實踐中，無論是出于精神利益還是經濟利益考慮，作者創(chuàng)作出作品后通常會在作品上署名，根據署名確定著作權人也符合社會實際，體現了法律規(guī)則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回應。雖然作者享有原始著作權是一般的著作權歸屬原則，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往往單憑署名難以準確地判定誰是權利人。因此，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在這一規(guī)則之后加上了“但有相反證明的除外”，也即，在遵循署名推定作者進而推定權利人的一般規(guī)則下，允許有反證對這一推定結果的效力予以推翻。

　　作品登記的法律意義

　　1990年著作權法未對作品登記作出規(guī)定，出于保護著作權交易安全、減少著作權糾紛的考慮，1994年國家版權局發(fā)布作品自愿登記試行辦法，開啟了作品登記的實踐。2001年及2010年著作權法兩次修訂均未涉及作品登記內容。但基于現實需求，我國相繼頒布了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作品自愿登記試行辦法、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辦法、著作權質權登記辦法以及著作權法司法解釋等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對作品登記做出規(guī)定。由于缺乏上位法依據，這些效力層級較低的法律文件的效力一直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實踐中，公眾進行作品登記的熱情日益高漲，國家版權局發(fā)布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全國作品登記量總體呈現穩(wěn)步增長趨勢。2020年全國著作權登記總量達503.9萬余件，同比增長20.37%。2019年著作權的登記總量為418.6萬余件，是2010年的9.5倍，與2018年同比增長近21.1%，新修改的著作權法第十二條增加一款，規(guī)定“作者等著作權人可以向國家著作權主管部門認定的登記機構辦理作品登記”。這也是著作權法積極回應社會現實中公眾需求的體現。新修改的著作權法首次從法律層面對作品登記作出規(guī)定，明確了作品登記的法律地位，對于改變之前作品登記下位法“群龍無首”的窘境具有重要意義。

　　結合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及現行有關作品登記的法規(guī)規(guī)章的規(guī)定，作品登記具有自愿性，是否進行作品登記，完全取決于作者等著作權人的自主自愿。作品登記的主要意義是證明作品著作權的歸屬，為解決糾紛提供初步證據。

　　正確認識二者的適用

　　為了使著作權法的有關規(guī)定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有效實施，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發(fā)布了修正后的《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2020年司法解釋”)，其中第七條規(guī)定“當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權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權登記證書、認證機構出具的證明、取得權利的合同等，可以作為證據。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視為著作權、與著作權有關權益的權利人，但有相反證明的除外”。這一條非常明確地表明署名推定的權利人是“著作權、與著作權有關權益的權利人”，也能與前述對新修改的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的解讀保持一致。對該條進行文義和體系解釋可以得出，在著作權侵權訴訟中，法院應根據署名推定作者進而推定權利人，同時，被訴侵權人可以舉證證明在作品或制品上署名的人并非真正的權利人。可以作為反證的證據有涉及著作權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權登記證書、認證機構出具的證明、取得權利的合同等，著作權登記證書是可以作為反證推翻署名推定權利人效力的眾多證據之一。

　　關于著作權登記證書的法律效力，曾經存在不同理解。一種觀點認為，著作權登記對外具有公信力，應當推定有關的登記事項屬實，但如果有相反證據足以證明著作權的歸屬，則可以推翻登記的內容;另一種觀點認為，著作權登記并不當然具有公信力，僅憑著作權登記證書不能證明權利的歸屬，必須結合其他證據進一步舉證證明其權利來源。相比較而言，后一種觀點更符合著作權的特征。

　　著作權客體是作品，作品本質上是具有獨創(chuàng)性思想的表達。雖然作品往往依賴于一定的物質載體加以外化體現，但作品不同于屬于物的范疇的作品載體，其具有非物質性。作品的非物質性使得其不能像有體物那樣能被排他地管領控制，使用上不具有自然排他性。作品的非物質性特點使得以作品為權利客體的著作權的邊界難以界定或界定的成本較高，此外將他人作品擅自登記到自己名下也相對比較容易，故面對海量的作品要求著作權登記機關進行事前的實質審查是不現實的，著作權登記是否真實往往最終要由司法機關在權屬糾紛發(fā)生后在個案中通過證據審查來加以認定。因此，著作權登記機關只能進行形式審查，而形式審查顯然難以保證登記的準確性。有鑒于此，著作權登記證書并不能作為當然的權利歸屬證明，其只是證明權屬的證據之一而非唯一。

　　筆者認為，在確定著作權歸屬上，署名推定作者進而推定權利人相較于作品登記具有優(yōu)先效力。為明確著作權登記證書的證明力，建議在2020年司法解釋第七條中再增加一款，規(guī)定“在著作權侵權糾紛中，不能僅憑被告提交的著作權登記證書就認可相反證據的證明力，必須結合其他證據綜合判斷是否構成推翻署名權利人的相反證明”。這樣的舉證責任安排要求真正的權利人一定要增強證據保留意識，盡可能多地保留相關證據。